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下简称“职教社”）于1926年10月设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是1917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一个民间教育团体，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是黄炎培。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不仅是实践黄炎培职业教育理想的场所，更是改造农村社会的试验田，我们把它看作早期农村社会工作的示范区，故称之为“徐公桥实验”。

徐公桥实验区的设立

1925年，职教社提出了一份《试验农村改进计划》，该计划在谈到这种试验的意义时指出：“鉴于近年教育事业大都偏向大城市，又其设施限于学校，不获使社会成为教育化，拟从农村入手，划定区域，从事实验，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机。”（中华职业教育社编《农村教育丛辑》第一辑，1926年，第4页）该计划并本着富教合一的原则，清晰地列举了改进农村的21项事业，包括农事、工艺、义务教育、平民教育等等。职教社的这一主张，不仅得到本社同仁的赞同，而且得到其他一些教育机构和学术团体的支持。1926年5月初，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分别与职教社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共同创办实验区。以黄炎培为会长、陶行知为副会长的“联合改进农村生活董事会”和以赵叔愚为主任的调查设计委员会立即成立，“勘定地点，规划进行”，最后决定把江苏昆山县徐公桥作为第一实验区。一致同意后，董事会即成立了“徐公桥联合改进农村生活事务所”，专门聘请了两个人为干事，常驻实验区处理一切日常公务。但是1927年春因为时局不稳和经费日绌等因素，即陷于停顿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职教社同仁并没有退缩放弃。1928年4月，职教社决定独立承担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区的工作，并成立办事机构——徐公桥乡村改进会，这是实验区内“改进乡村的惟一机关”和“主持改进事业的重要团体”。职教社把6年作为实验的预定期，实验期满后，将实验区交地方政府接办。

徐公桥实验区位于京沪铁路线上，距安亭车站不过3公里，交通十分便利。试验区成立之初，面积14方里，户数466户，人口1990人，到1934年6月试验期满时，面积扩展到40方里，户数735户，人口3536人，其中有50%的人口从事农业，25%的人口半工半农，20%的人口半商半农，5%的人口为耕读的士绅。在当时这种比较复杂的农村产业结构中，要想使实验获得较好的成效，就必须成立一个核心组织，以期实现规划设计中的目标。

作为社区工作中心的乡村改进会

根据1933年修改后的《徐公桥乡村改进会章程》的规定，徐公桥乡村改进会“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同徐公桥热心人士发起组织”，“以计划并促进徐公桥乡村自治、教育普及、生产充裕、娱乐改良为宗旨。”事实上，乡村改进会已经成为社区工作的中心，我们对它的运行机制当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作为社区工作中心的徐公桥乡村改进会以区内全体农民为对象，但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入会，须是“了解本会宗旨，有志改进乡村、热心社会事业”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会员。改进会的主体是会员大会，讨论决定试验区的重大事项，至少每年召开两次，于春秋两季举行，遇有重大事项也可以临时举行。会员大会下设委员会，以委员9人（其中4人由职教社的工作人员担任，另外5人由会员大会从本地人员中选举产生）、候补委员3人组成，推1人为主席，委员和主席的任期均为1年，可连选连任。委员会下设办事部，以主任1人、办事员若干人组成，所有委员会议决举办之事均由办事部分别执行。起初，办事部在主任之下设总务、建设、农艺、教育、卫生、娱乐和宣传7部，每部设部长1人，部之下又设若干股，后来取消了部下设股的安排，将原来的7个部合并成5个股，即总务股、建设股、农事股、教育股和保安股，每股设主任1人、股员若干人，以利于协调工作。

作为社区工作中心的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发挥了重要作用，真正成为了试验区的灵魂和中枢。比如，在推动农民进行合作方面，乡村改进会认真调查农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先后组织了借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公共仓库，帮助农民解决了生产资金周转失灵和谷贱伤农的问题。成立借贷合作社的目的是为了纾解农民的借贷困难，摆脱高利贷的剥削，改进会特订立《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借贷合作社简章》，以“流通农民经济，增加生产效能”为宗旨。为了解决无钱可贷的问题，职教社向合作社借银500元，作为启动资金。对于借款的期限、用途，合作社有严格的限制，即只能用来买肥料。据统计，合作社第一次放贷，就有98户村民借款，这些钱对于缓解农民生产季节的燃眉之急，起了很大作用。

公共仓库成立于1931年冬，它的设立更有出人意料的作用。冬季谷价贱时，农民不必出售粮食，也能向公共仓库储押到急需的款项，待到春季谷价贵时赎回再行销售，这样就能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以1932年春季的米价来说，每石要比1931年冬季多卖洋4元1角。因此，农民参加公共仓库储押非常踊跃，储米额最高时达到1500石。公共仓库贷出的款项，每期也在1000元至2000元之间。

其他象改良农事、推行义务教育、改善公共卫生、禁绝烟赌等等乡村社会改良的各种事项，无一不是在乡村改进会的主持下开展起来的，6年实验期下来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后来，其他从事乡村改进和建设的实验区有很多处也都借鉴徐公桥的经验，成立了乡村改进会，以之为中心推进农村社会工作。

“富教合一”的指导方针及行动措施

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不但有一个作为指导中心的乡村改进会，还明确提出了一个切合实际的指导方针——“富教合一”。所谓“富教合一”，是指一面教他致富的方法，一面同时使他得着了许多人生实用知识和道德行为的最好训练。这种教育是跟着致富的方法走的，是以物质为基本的，不是谈空话，强迫人家不吃饭去做好人的。“富教合一”是职教社办事部主任江恒源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国农村的真正根源在于农民的穷、愚、弱、散，而愚、弱、散都是由穷引发而来的。因此，从事乡村改进工作，首先要改进农民的物质生活，然后进行农村教育。农村教育也不仅仅是狭义上的识字教育，而应该是广义上的生计教育和道德教育，借文字来吸收知识、训练人格的工具，并且能自发自动地去使用工具。

“富教合一” 方针指导下的行动措施，最重要的地方是推行强制性的义务教育，这也是徐公桥实验区别于其他几处著名的乡村改进试验区的最大特点。。1931年7月，试验区制定了一份《普及义务教育办法大纲》，规定自1931年8月起，全区30岁以下的男女民众，必须就近入学，为了收到预期效果，还颁布了奖惩制度。凡遵守《大纲》的民众，到试验区合作碾米厂碾米、或砻谷、打水，均可享受九五折优惠等。对于家庭困难，需要贷款上学的家庭，改进会合作社将优先予以借贷；家庭是佃农的，可由改进会与田主商量，每亩地每年可少交米1斗；如家庭发生特殊困难，则可向改进会申请资助。 相反，对于不遵守规定的民众，则由乡（镇）长劝告，或由公安局进行警告，或予以相当的经济处罚等。

义务教育的推行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调查发现，推行义务教育之前试验区内学龄儿童有一半以上未上学，成年男子中有75%是文盲，成年女子文盲率更高。通过实施义务教育，在校学生人数由1928年的160人增加到1934年的585人，小学数量也由1所发展到6所；成年人文盲数量逐年减少，1928年全区识字男女成人总数为560人，1934年达到1524人，6年间纯增长964人。

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坚持“富教合一”的方针，在教授农民致富方法、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改善农村金融的同时，有意识地对农民进行自治意识和文明生活方式的引导，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乡建模式的道路，值得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