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吸毒的时候，前女友夺过我手里的针筒，想要和我一起戒毒， 幸好我没有让她那么做。现在她已经嫁人，我也收获了爱情，开始了新生活，我会珍惜现在的一切！”回忆从前，阿安（化名）感慨道。

阿安是深圳市龙岗区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禁毒项目总监石圆圆的服务对象，他初中未毕业就出去打工，有点积蓄后开了一家餐厅，在友人的怂恿下接触了海洛因，十年间无数次进出戒毒所。石圆圆跟进后，通过多次面谈，给予他鼓励、支持和尊重，触动他从心理层面接受康复。经过近一年的辅导，阿安鼓起勇气重新起步，渐渐获得了成就感。最近他的餐厅也重新开业了。

在禁毒这条战线上，像阿安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也活跃着很多像石圆圆这样的禁毒社会工作者，他们一直在用执著、耐心、关爱将一个个吸毒人员带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上， 让吸毒人员看到重生的希望。

禁毒工作创新需求迫切

受国际毒潮泛滥和各种涉毒因素影响，我国的毒品形势越来越严峻和复杂。国家禁毒办发布的《2017 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截至2017 年底，全国有吸毒人员255.3 万名，其中滥用合成毒品人员153.8 万名，占60.2％。而且，吸毒人群低龄化、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且隐蔽性强。而随着冰毒、麻古等新型毒品快速蔓延，新型毒品犯罪也呈上升趋势。

禁毒，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就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走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面对严峻的毒品形势，我国对毒品的打击和管控也从未停止，力度不断加大。

当前我国禁毒工作主要采用“司法控制”模式，即以强制与劳动的方法促使吸毒人员生理脱毒，再辅之以思想教育。然而，吸毒人员还面临着社会认知、家庭接纳、社会支持等问题，这些问题通过严厉性处罚、补救性管理与经验性帮教并不能解决。

“当今吸毒人员的吸毒原因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文化和个体精神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相互交织， 致使吸毒人员需求与问题呈现出复杂性、多元性。”深圳大学心理与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哲学博士李晓凤表示。而这无疑给禁毒工作提出严峻挑战， 迫切需要创新禁毒社会服务方式、提升禁毒社会服务水平。

面对提升禁毒工作社会化、职业化、专业化、科学化水平的需求， 专业社会工作逐渐进入国家禁毒工作的视野。例如，《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规划（2016—2018）》提出， 依托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队伍等社会力量，为失学、失业、失管状态的城市社区青少年提供就业帮助、心理咨询和毒品预防教育服务；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提出“逐步建立禁毒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队伍”；国家禁毒办等11 部门印发的《全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的规划（2016—2020 年）》提出“到2019 年底禁毒戒毒社工占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专职工作人员比例达到30% 以上”；国家禁毒办等12 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强禁毒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0 年，禁毒社会工作者总量达到10 万人，建成一批有影响力的禁毒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实现禁毒社会工作服务在城乡、区域和领域的基本覆盖……

“社会工作介入禁毒工作，更加注重由戒毒治疗、身心康复和回归社会等阶段组成的完整戒毒过程， 可以为禁毒工作开拓更广阔的空间。”浙江省乐清市仁和社会工作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仁和”）理事长黄首东认为。

社会工作介入禁毒工作效果明显

“一朝吸毒，终身戒毒。戒毒康复对象在强戒所两年，也只能让其两年远离毒品。而社会工作的介入， 可以使戒毒康复对象朝着更加稳健的方向发展。”这是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的禁毒社会工作者夏苹多年实践的感受。

2009 年1 月，夏苹来到上海市青浦区夏阳街道从事禁毒工作。当时35% 的管控率、65% 的尿检率、62% 的就业率使他倍感压力。他以服务对象金某为突破点，真情投入， 用心帮教，使金某不仅真心实意地接受戒毒康复，还积极协助他做其他失控帮教对象的思想工作。经过努力，2010 年至今，该区域的管控率和尿检率均达100%。

上海市是在禁毒工作中引入社会工作专业力量的先行者。2003 年初，上海市委政法委提出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组建了三家社会组织分别为药物滥用人员、社区矫正人员和“失学、失业、失管” 社区青少年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其中，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通过政府委托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社区药物滥用人员提供综合社会服务。据上海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指导处处长李健介绍，目前上海市共有各级禁毒专业社会组织6 个，禁毒社会工作者1100 余名。

“十多年来，禁毒社会工作者已为上海市6 万多名吸毒戒毒人员建立了服务档案，发展禁毒志愿者1 万余人，与强制隔离戒毒所成为提前介入、跟踪回访等业务的共建单位，在社区中与公安、司法、民政、人社、妇联和团委等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建立了良好的信息互通与合作关系，为降低戒毒人员的脱失率、复吸率和促进违法犯罪人数的逐年下降发挥了有益作用。”李健告诉记者。

近年来，随着社会工作的发展和政府有关禁毒社会工作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投身禁毒工作，北京、广东、广西、浙江、江苏、四川等地也涌现出一些禁毒社会工作服务开展得卓有成效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譬如，深圳市龙岗区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目前有禁毒社会工作岗位近130 个，分布在深圳市宝安区、龙岗区、罗湖区的街道禁毒办、社区戒毒康复站、社区、拘留所和戒毒所。社会工作者们通过走访排查、建立档案、帮教访谈、个案管理、禁毒宣传教育、所内帮教、团体辅导、协助尿检等形式，开展社区教育、早期干预、协助替代治疗、在所服务、社区戒毒康复、社会融入这六类服务，不仅直接提高了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的执行率，也使服务对象提高了防复吸能力，更顺利地回归社会。

广州市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了社区戒毒康复项目、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社工驻点项目以及戒毒监管场所的提前介入、接送出所服务。该中心服务总监李健强认为，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建立的专业关系本身就具有治疗意义。“很多服务对象刚开始对我们非常冷淡， 但我们坚持给予关心，他们会由‘傲娇’变得柔和，也更能接纳自己的世界，而这就是他们回归社会的节点。”他说。

在各机构开展的禁毒社会工作服务中，禁毒社会工作者通过运用“生理脱毒- 心理康复- 回归社会” 服务模式，在个人、家庭、社会层面运用专业方法开展帮教服务，对促进吸毒戒毒人员降低复吸率、回归社会、预防犯罪等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通过禁毒预防宣传教育， 也提升了居民预防毒品侵害的能力。

“禁毒社会工作者作为需求与资源的连接纽带，积极尝试与职能部门建立合作关系、链接资源，对建立社会多方参与的禁毒工作体系、促进禁毒多部门合作也发挥了积极的引导、示范作用。”李健表示。

禁毒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任重道远

近年来，禁毒社会工作发展环境越来越好，但总体来说社会认知度和认可度还不高，这导致禁毒社会工作者工作中面临诸多问题。

作为“仁和”的创办者，黄首东体验了从体制内的社区禁毒工作人员到体制外的禁毒社会工作者的转变。“目前最大的困难还是禁毒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化问题。”他说，很多地方把乡镇街道禁毒办协管员统称为禁毒社会工作者，这批人员身份属性模糊，职业归属感与工作处境也比较尴尬。与此同时，禁毒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及真正意义上的禁毒社会工作者在获得公安禁毒部门认可、扶持及让渡空间等诸多方面仍困难重重，这无疑影响着禁毒社会工作队伍的职业化、社会化、专业化发展。

这种职业化问题还体现在职业认同上。“比如，戒毒所与美沙酮门诊等较多采用强制戒毒、劳教戒毒的‘司法控制模式’，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则多采用生态系统理论与人本主义理论的‘充权使能模式’，社会工作者‘嵌入’这些戒毒机构内部提供服务时，常常会遭遇专业价值冲突与职业认同问题。”李晓凤表示。

禁毒社会工作因其特殊性，对从业者能力素质也有较高要求。例如，禁毒工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这要求禁毒社会工作者具有较高的自我保护意识、果断应变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而目前我国禁毒社会工作队伍还面临着专业化水平不高、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状况，督导人员缺乏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对此，“亟须政府在经费投入、人员能力建设、高校专业设置等方面提供支持，同时要在行业协会的带领下做好督导培育、行业标准制定、知识培训以及社会宣传， 使禁毒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度得到提升，吸引更多的社会工作人才投身禁毒事业。”李健强认为。

禁毒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社会服务管理分工日益精细化、专业化的背景下，禁毒社会工作者的作用显而易见。但在禁毒服务中，服务对象多重需求的满足还需要跨专业团队合作来解决。“单一的专业或专业本位主义难以促成干预的完整性与有效性。”李晓凤认为，禁毒社会工作者需要与医疗、司法矫治、教育体系以及民间非营利组织等建立支持网络，并采用个案管理、跨专业合作的方式开展戒毒工作。

“禁毒社会工作者的作用不可盲目夸大，禁毒社会工作者更不能单打独斗。”李健特别向记者强调，“戒毒康复需要多领域、多学科的支持和参与，只有真正实现了禁毒工作机制的有效运行，才能更好地发挥术业有专攻的特点及优势，使戒毒康复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