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心灵鸡汤”

“做任何事情，想要成功都要具备两大因素：正确的方向和适宜的方法”，43岁的小个子男人袁勇上台，对着台下200多名农民说。

和台下的听众一样，袁勇是农民，也不完全是农民。袁勇是四川省简阳市东溪镇农业服务中心技术总监，也是简阳市新天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主任。

这个合作社位于东溪镇双河村，现有社员488户，主要发展以水稻为主的生态农业，并向村民提供农民田间学校、老年协会、文化中心、留守儿童中心等综合服务。

2014年12月11日，在河南兰考举行的乡村人才培养论坛上，袁勇同其他来自全国各地的20名农民一起，被授予“乡村社区工作者”（简称“乡工”）称号。授牌者是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这是一家意在倡导和指导农村合作组织走向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的方向，并致力于为农民合作组织与社会进行资源链接的社会组织。

在农禾之家理事长、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看来，乡工是三农实现就地现代化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加速度扩大，难以弥合，导致农村人口外流，留守老幼看家，农地荒芜，生态毁坏，化肥农业当道，污染了土壤和农作物。”她认为。

袁勇曾是当地农技站的一名技术人员，他曾想利用技术把农民组织起来，“开始很有效，但两三年过去，农民们学会了技术后，又散了”，袁勇告诉记者，他需要寻找农技推广之外的方法。

新路子是给农民们“心灵鸡汤”。“我不给他们讲技术，而是让他们自己讨论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昆虫和杂草如何实现幸福生活。杂草、作物也要自由恋爱”。

乡工们的新路子往往颠覆城里人，甚至农村人自己对农村的理解，比如一家农业合作社每年春天会组织社员春游—尽管这些社员都是世代生长在这里的本土人—以培养他们对自然的敬畏。

农业合作社也玩起了城市白领的团队游戏，“地上铺开一张报纸，要求在上面站12个人，开始大家觉得不可能，探索中大家得到的不只是刺激，还学会了如何团结，游戏中也自然会有领袖冒出来”，袁勇说。

“10年来，我们协会给妇女提供了350多场技能培训，包括如何促进家庭和谐的培训，2万多人受益”，“乡工”秦秀平说。55岁的秦秀平是陕西省西乡县妇女协会副秘书长，这个协会成立于2005年，主要活动包括小额信贷、综合培训、儿童助学。

由于专业性强，西乡县妇女协会的工作人员平均年龄只有35岁，全部具有大专以上文化，“对热心、有爱心、有责任心的返乡青年优先录用”，秦秀平说。

从2005年开始，西乡县妇女协会在全县9个乡镇78个村提供小额信贷，目前的有效客户1981户，贷款余额1980万元。

两种模式

“留人先留心”，秦秀平说。西乡县妇女协会为所有员工入了“五险一金”，每年每人发放200元生日礼金。

“在最初的设计中，乡工就不拿政府工资，而是由其供职的综合农协支付报酬”，“乡工”的发起者、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告诉记者。

中国以前并非没有乡村社工。笼统地讲，这个群体包括村长、支书、妇联主任，还有乡镇过去俗称“七站八所”的农技站、土肥站、果树站、水利站等。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这个理解大体是对的，但当时并没有提出乡村社区工作者这个概念。”杨团说。

“新型的乡村社区工作者，主要是农民合作组织内的全职授薪工作人员，他们大部分是本地农民，也有返乡大中专生。”杨团认为。

农村社工发展的问题，也已纳入民政主管部门的视野。“2011年，中组部、民政部等18个部门出台了专门文件，其中特别提到了在乡镇和有条件的农村社区，探索吸纳和使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高校等专业机构组成专业社会工作队伍培育农村社工力量。”民政部社工司一名工作人员说。

她介绍，民政部从去年开始，在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每年投入2000万，开展了10期社会工作服务能力提升班。

这种政府自上而下的农村社工培养体系，以江西“万载经验”为典型。其主要特点是政府主导，在县、乡两级成立社工领导机构，在县民政局、乡社会服务中心、村居委会、村社工服务站之间实现无缝对接。

但这种体制有时在农村走形，四川一名合作社组织者抱怨，有合作社社员也去参加民政部门组织的社工等级考试，但这些社工“头衔”大部分都被民政局下属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占去了，“因为他们的工资与职称挂钩”。

“争取到2015年，在国家重点扶贫县，通过依托社区服务中心或新建方式，培育发展200个农村社工服务站，到2020年，基本覆盖每个重点扶贫县，带动培育5万名农村社工。”民政部社工司工作人员称。

“当然，实现农村社工人才可持续发展，单靠吸纳和引进是不够的，必须提升、转化本土人才。”她说。

农业部一名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有调查显示，在农业院校毕业生中，65.8%的人选择希望到国家机关、高校、科研院所就业，31.5%的人选择企业，只有2.67%的人愿意去农村。

“城乡差距太大，城市大学毕业的社工在农村待不住”，杨团认为，“社工课程里没有经济和经济管理概念，而农业合作社的合作金融、合作购销以及需要经济观念和能力才能进行的农户工作，是社工做不到的”。

她最终的目标，是将“乡工”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从而使之成为一个正式职业。

“不和政府抢风头”

在杨团发掘的社工团队中，山西永济蒲韩社区是最成熟的一个。

蒲韩社区是一个综合性农民协会，范围包括永济市蒲州镇和韩阳镇35个自然村，22个行政村，拥有会员3800余户，共有18个农业专业合作社。

“从1998年成立到2008年，我们工作主要是农技推广、打扫卫生、组织文化活动，直到2009年才有了9个人的专职团队。”理事长郑冰说。

这个团队目前有113个人，其中78名辅导员，35名干事。

郑冰有培养“乡工”的土办法。“在一个合作社里边，第一条就是要和社员交朋友，这是所有辅导员工作的第一个标准要求。”郑冰介绍。

每一名新人都要独立完成对乡村的调研，包括画地形图，研究村名来历，拜访村中老人，“尽管身处农村，但越干下去越感到不了解农村”，郑冰说。

郑冰成立综合农协的前10年，很大的工作就是带着村民打扫卫生，“很多乡村社区工作者老想着干大事，其实这些小事很重要”，郑冰告诉记者。

但乡工要有自己的界限。郑冰就觉得，乡工不要参与村里的行政事务。“各村的选举都不参与，不管村里几个派系，谁都不参与，只做自己的活动。”她说。

“不管村两委的现状如何，都非常尊重它。因为到这个村搞活动，首先要和村干部联系。”郑冰说。

前两年，郑冰把23个村拉在一起，每户每月收两块钱，定期去打扫垃圾。“做的时候先从一个村开始，然后再到其他村，有些村干部就说凭什么做我们村？”但经过沟通，“村干部是比较好沟通的，村里根本不花钱就完成了垃圾搜集”。

但郑冰“不和政府抢风头”。从2013年开始，当地政府也开始做环境卫生的项目，“拿项目做事和我们动员社员做事完全不一样”，郑冰说，“现在各村搞卫生，都是上边给钱买车，立马村里就买垃圾筒，我们只好先把我们的工作停下来，不和政府抢这个风头”。

现实是，地方政府往往支持农民合作社的自助式社区服务。秦秀平就说，妇女协会本来没有办公室，县里提供了300多平米的办公场地。

“有些金融机构想和我们合作，给我们提供资金，我嫌利息高不想要。县领导就劝我接下来，他们给我们贴一部分利息”，秦秀平说，当地扶贫办只给金融机构贷款贴息，但经过领导协调，将妇女协会也纳入了贴息对象。

“往往是村干部主动给我打电话，问妇女协会什么时候到那里去，我们的服务到哪里，村委会调解纠纷的任务就少了。”秦秀平说。

作者：王峰 綦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