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青少年“社会工程师”何去何从 ——《青少年犯罪率下降“拐点”出现的背后》

今年1月，共青团中央联合中央综治办、民政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意见》提出规划，到2020年，初步建立20万人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青少年事务社工，很多人并不熟悉。被誉为“社会工程师”的他们在做怎样的工作？

我是谁 身份认同之路

谈起10年职业生涯之“坎坷”，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长宁区社工站站长徐斌可有话要说。

“最早我们的办公室在街道办事处里，只有9平方米，挤了3个人。最开始上门服务时，经常被社区保安当成是传销或者卖保险的。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经常面对一些青少年及其家长的排斥感和陌生感。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我们的身份，只是觉得又来了几个帮忙干活的。” 

徐斌的职业生涯是从身份困惑开始的。那时是2004年，“社工”还完全是个新概念。其实，甚至连大学读社工专业的徐斌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将是什么样的，“我记得当时系主任说我们大家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社工是个舶来品。社会工作在西方国家兴起已有百年，在我国内地却仍处于初级阶段。上海是全国最先启动专业社会工作的城市，徐斌是上海市第一批青少年事务社工。他见证了上海市青少年事务社工发展10年来的变迁和成长，看到了这个职业从社会完全不了解到被接纳、需要，再到不可或缺。

2004年，上海市开始探索通过专业、专职工作队伍，进行青少年服务管理和犯罪预防工作，改变仅依靠共青团组织、志愿者来零星开展工作的困境。团上海市委、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推动注册成立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了一支由500余人组成的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为6.3万名社区青少年提供服务。

上海市阳光中心总干事范惠娟也曾是第一批青少年事务社工。“2004年，我们开始到社区住户家排摸情况，称之为‘扫楼道’。”范惠娟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8月的上海烈日炎炎，我们的遭遇经常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住户开着铁门站在门里，我们站在门外。门里凉飕飕的，门外热得要死。”

当年也招聘了一部分公安来充实社工队伍，起初一部分公安不以为然：“我们都没办法管的青少年，你们也管得住？”慢慢地，他们发现青少年事务社工真起作用，才接受了，然后共同去做一些工作。

这种经常被服务对象拒之门外、被其他人不理解的情形，到2006年、2007年才开始缓解，青少年事务社工开始被一部分人知晓，甚至开始有家长上门求助了。2013年，是上海青少年事务社工工作发展最快的一年。姚明和一线社工参演了以社工关爱边缘青少年为主题的《我有阳光》公益微电影，这个微电影在集中宣传一个月后，经电话抽样调查，青少年事务社工社会知晓率提升近3个百分点，新增覆盖30万青少年。

随着社会公众对青少年事务社工认识的加深，人们看到，这个秉持“助人自助”原则的专业化队伍，时而是青少年的“导师”、“引路人”，时而是“同路人”、“有益的玩伴”，时而又是“社会资源的链接者”。

“社工的专业服务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修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突出贡献。犯罪青少年的行为习惯得到有效改善，社会支持体系进一步完善，为其顺利回归社会打下坚实基础。同时，社工积极开展被害人救助和刑事和解服务，以修复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同时有效节约了刑事司法成本。”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席小华高度评价青少年事务社工对于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作用，“社工介入还有效实现了少年司法工作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社工帮助少年司法部门完成的司法社会调查、涉嫌犯罪少年帮教、刑事和解、犯罪被害少年救助等各项工作，弥补了司法人员时间和专业能力上的不足” 。

“不好干” 现实很骨感

郭士杰退伍前，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一名社工。2011年，在无锡当了5年兵的郭士杰，误打误撞进入了社工队伍。“起初我对社工的工作也没有任何概念，我当兵这么多年，和社会有点脱节了，当时只是想找一份能够和社会接轨的工作。”郭士杰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在国内，很多社工都是和社会工作“意外”结缘的。

目前全国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人员中，大多数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教育，虽然有一定的工作实践，但经验型的居多，缺乏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知识和技能，工作手段和方法相对落后。席小华建议：“在青少年社会工作者队伍中，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学生数量很少。因此，提升现有青少年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质是当务之急。” 

相对于庞大的社会需求，青少年社会工作者的压力越来越大，急需更多力量充实进来。郭士杰现在服务的社区青少年共有46名，联校生10名，除了日常的走访接触对象，他还需要做各类文案工作以及自身的学习提升等。社工在西方被誉为“社会工程师”，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美誉度。中国的青少年事务社工虽已开始被社会所熟知，但收入低、职业荣誉感低等沉重的现实问题，依然摆在每一个社工的面前。

据了解，我国现有299所大专院校设立了社会工作本科教育专业，每年毕业学生约1万多人，但“理想难敌现实”，绝大多数社工专业的毕业生不愿从事本专业工作。 

2010年，团中央权益部发布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试点工作调研报告》显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模式相似，我国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在发展过程中具有鲜明的政府主导性，从开展试点城市（城区）的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展工作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的来源也是如此：一是由政府转职而来的社会工作者，虽然身份变换，但仍然享受公务员待遇；二是通过公开招聘的社会工作者。在实际管理体制上，政府基本上扮演社会工作实务的“主角”。

 未来发展 人才引路

自2007年起，团中央联合中央综治办、民政部、人事部、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下发了《关于开展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试点工作的意见》，确定了北京市海淀区等13个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试点城市。各试点城市围绕成立机构、投入经费、购买服务、建设队伍、构建机制等环节开展了大量实践探索。 

然而，从全国层面看，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主要的瓶颈还是在“人”上。“人才队伍建设是当务之急，”席小华在谈到青少年事务社工未来发展路径时说。

目前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存在政策制度不健全、岗位职责不明确、人才数量不充足、人才队伍不稳定、专业化水平不强、职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特别是城乡差距比较明显，制约了青少年社会事业的发展。

席小华还有一个身份是北京市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主任。这个刚成立两年的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去年6月设立了全国首个青少年司法社工站，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向海淀看守所派驻4名驻所社工，为涉诉未成年人提供合适成年人和社会调查服务。

在席小华看来，青少年司法社工站能够提高未成年人司法效率，既可以帮助涉嫌犯罪未成年人，还可以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师生提供实践平台，促进专业教育发展,可谓一举多得。

据悉，北京现在已有一批青少年社工专业机构，如北京厚德社会工作事务所、北京城市之光社会工作事务所、北京市恩派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在团北京市委推动下成立的北京青少年社会工作协会。

仅有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建设远远不够，我国目前仍缺乏科学的青少年社会工作者职业认证、培训及评估机制。虽然从2008年开始，全国有了统一的社会工作者考试，但席小华认为：“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发展既要关注社会工作专业共通性的特征，同时也要关注各个群体个别化的特点。就青少年社会工作而言应该关注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特殊性，并在职业认证时做特殊的考量。另外，专业培训是目前我国青少年社会工作面临的又一紧迫任务。”

席小华还建议：“在青少年经常活动领域设置青少年社会工作岗位；建立健全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职业认证、评估等一系列基本制度；积极借助社会志愿者力量，建立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队伍。” 

今年1月，团中央联合中央综治办、民政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国重点扶持发展10家培养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高等教育机构，建立30家具有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继续教育资质的培训机构，建立 50家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重点实训基地，建立100个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标准化示范单位，初步建立20万人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并形成运行管理机制和配套政策制度框架。

现状和规划还有很大差距，人们期盼着脚踏实地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