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监狱， 40岁的田磊(化名)成了北京朝阳区“阳光中途之家”的新住户。从22岁开始，田磊人生中最美好的18年都在高墙里度过。

11月24日，田磊刑满获释。“走在路上，已经有点找不着北的感觉”，田磊说。父亲已经再婚并组成新的家庭，原来的家也被拆迁了，他成了标准的“三无人员”：没有户口，没有住处，没有工作。

4天后，“阳光中途之家”接纳了他，开始为他提供免费食宿和技能培训。作为专业社区矫正机构，朝阳区“阳光中途之家”已运行了五年，它不仅为社区矫正人员提供教育培训，同时也为刑满释放后的“三无人员”提供一些过渡安置。

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副局长刘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是北京社区矫正机构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地方，从2008年正式运行以来，朝阳区中途之家已帮助2000多人重新适应了社会。”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废止劳教后，要“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惩治的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有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或将成为主要的违法行为矫治场所。

社区“服刑”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罚，在中国已经开展了十年。2003年，北京等6省市被确定为社区矫正的首批试点地区。

“从2003年至今，朝阳区社区矫正人数已经超过了5000人。”刘勇表示，十年里，社区矫正人员的数量不断增长，现在仅朝阳区每年都会超过1200人。

“社区矫正人员”中，最近比较有名的是歌手臧天朔，臧在2010年1月因“聚众斗殴案”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后因在狱中服刑表现出色， 2013年2月获得假释出狱。他的假释考验期为一年六个月零二十天。

在这段时间里，臧天朔的身份变为“社区矫正人员”。他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提交思想汇报，离京须请假，并按规定参加公益劳动。

这种走出监狱，在社区“服刑”的方式最初源起于国外，被认为是刑罚制度中革命性的创新，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至李斯特等人提出的刑罚的目的并非“报应和威吓”，而是“通过对犯罪人的矫正以保卫社会”。

在国外，与传统的监禁刑罚相比，社区矫正被认为有许多不可比拟的优势，例如节约大量司法资源和成本，有利于罪犯的改造，更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等等。

2003年，社区矫正制度被移植到中国。当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与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院两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北京、江苏等地为社区矫正首批试点省市。2005年，试点扩大到十八个省(区市)，并在2009年开始在全国铺开。

作为一种探索，各地试点的具体办法都不尽相同，甚至差异显著。比较典型的模式主要有两种，即“上海模式”和“北京模式”。“上海模式”主要是以政府花钱买服务的方式，在市一级设立社区矫正办公室，向民办社会团体购买服务，由民办社会团体承担对矫正对象的日常管理、教育转化、心理咨询、职业培训等工作。

而“北京模式”则强调作为刑罚执行活动的社区矫正应该由国家机关执行，因此以司法所来承担社区矫正工作，并通过抽调监狱和劳教警察到司法所的方式来加强司法所的力量。

“北京市每个区都有一个由区领导牵头的‘特殊人群专项组’，以前叫‘社区矫正领导小组’，主要是指导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等成员单位来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刘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具体的组织机构上，朝阳区司法局设有“矫正帮教科”，指导全区社区矫正工作，具体的日常管理工作由分布在43个街乡的43个“司法所”承担，“人事方面实行‘3+N’，3是指司法所助理员、监狱和劳教局抽调的干警、社会招聘的矫正社工，N是指来自各行业的志愿者。”

随着试点扩大，有关法律法规也逐步开始完善。2012年1月20日，两院两部联合下发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同年2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也第一次将社区矫正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

矫正对象也有明显变化。试点之初，以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作为矫治对象，试点区域集中在城市街道社区和农村乡镇一级。此后矫治对象扩展到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被剥夺政治权利等五类人员。2012年新的《刑诉法》修正案则明确为前四类人，被剥夺政治权利人员不再是社区矫正对象。

陪同式“教育”

2008年7月，借鉴国外“中途之家”的经验，朝阳区在京津高速路旁黑庄户乡成立了朝阳区“阳光中途之家”。

刘勇说， 当时，朝阳区社区矫正人员加上刑满释放人员达到5000人左右，很多三无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没地方住，没工作，管理难度非常大。

为了帮助“矫正人员”更快适应社会，“阳光中途之家”不仅提供心理辅导、技术培训，还为“三无人员”提供食宿。

阳光中途之家每月会定期举办集中学习，所有街乡的社区矫正人员都要在民警的陪同下，在中途之家进行为期一周左右的集中学习。

为了在人格上给予“社区矫正人员”充分的尊重，中途之家采用了更人性化的陪同方式。从劳教局抽调到中途之家工作的干警苗敬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体现出和监狱教育的区别，“来这里的矫正人员，我们都称他们是学员，集中学习时，陪同的民警也和矫正人员同吃同住。”

“最初吃饭是两个标准，后来干脆改为吃一样的饭菜，住同样的房间。”苗敬增说，这种没有训斥、平等交流和沟通的方式让“学员”感受到了离开高墙后的温暖，“一些看上去很‘痞’的人，在培训结束后都发自肺腑地写了体会，很感人。”

“这儿环境确实挺好”， 住进中途之家之后，田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最幸福的事儿就是每天可以睡个安稳觉。”对于他来说，每天起床吃完早饭后，跟工作人员打个招呼，就可以出门办事或者熟悉社会，如果晚饭赶不及，民警还会帮忙打好饭留着。

“比寄人篱下强多了。”田磊说，就算再好的哥们，住在别人家里时间长了，人家心里也会有想法。

因为在解决矫正人员回归难、接纳难、安置难、就业难等方面的探索和成效，自 2011年开始，“中途之家”的模式在全北京开始推广，并实现了所有区县的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