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 5· 12”大地震，我们看到了灾难对生命的摧残，而在全国齐心协力救援的过程中，我们更看到了对人性的关怀和对生命的尊重。大批心理工作者在灾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使以人为本的赈灾理念更为彰显。与此同时，我们也听到一些人的质疑：“你们社会工作者能干点啥？”一些社工专业学生甚至悲观地认为，灾区已经有了专业的心理工作者，我们社工还能做什么呢？

事实上，心理辅导只是灾后安抚工作的手法之一，而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价值体现在灾害管理的全过程，尤其是随着灾区的工作正在由紧急救援逐步向灾后重建过渡，社会工作者承担的使命尤为重要。

灾难不仅对个体生命造成直接的伤害，更通过对社区环境毁灭性的破坏进而摧毁人的社会功能，限制人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而社会工作的专业特点之一即是在尊重和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的同时，恢复和改善家庭、社区环境，进而增强人与社区的发展能力。

灾后重建不只是生活、生产设施的重建，更是人与环境、人与社区关系的重建。任何社区都不只是建筑的堆砌，而是文化与物质历史性的沉淀积累。而这些往往容易被外来者忽略的因素恰恰构成了社区生活的核心内涵。伴随着原有的熟悉环境轰然垮塌的，还有大家已经适应了的社区环境和人际关系。

当大量的灾民被转移到新的安置点，当失去同伴的儿童重新面对新的同桌、师长，当家庭主妇面对新的生活环境，当老人面对新的邻居，当居民面对面目全非的社区，当人们从最初的同舟共济逐步转向锅碗瓢盆的日常生活……如果不能在设施重建的同时迅速有效地建立新的社区关系，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矛盾难免将相继爆发。

1998年的张北“ 1· 10”地震后，我曾在灾区参与了为时 3年的灾后重建工作，其中最大的体会不是公共设施建设的难度，而是怎样使灾民建立和谐的社区关系。比如，一个新建公共饮水设施的建设过程只需要 7天时间，但围绕水池的使用和管理而引发的系列社区冲突，却让社区干部足足头疼了一年多。而那时还没有社会工作的概念。

因此，以社区为本的重建工作，必须实现公共设施与社区自我服务机制的同步建设。笔者认为，对于转移安置的灾民安置点，可以派驻专业社工协助社区服务人员开展促进灾民相互接纳、融和的小组、社区活动，以协助灾民形成对安置点的认同、对安置工作的主动参与，从而形成新的社区凝聚力。对于就地重建的社区，救援部门应合理引导社工组成服务小组，分别进驻社区，尤其是偏远乡村社区，以社区工作的专业手法开展参与式社区发展规划，使重建与发展相结合，开展不同人群的成长小组活动，协助居民重新认识灾后的社区，反省社区的脆弱性，发掘社区在脆弱环境下依然潜在的资源和能力，直面现实困难和未来可能存在的挑战，通过小组的方式共同分析应对未来挑战的方法和策略，从而建立社区的互助机制和自救机制，提升自我发展的信心。

个体在灾后重建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重新认识自我。如果说心理辅导更多的是针对个体的情绪安抚，那么社会工作则是通过个案、小组、社区多个层面的专业介入，实现人与家庭、人与社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的建立。事实上，任何个案的有效解决都不能脱离社区环境的支持，这就需要心理辅导与社会工作专业手法的配合介入。

大量的外部资源，包括外来者进入灾区，在给灾区带来新的支持力量的同时，也带来了外部文化价值观的冲击。还记得中央电视台的救灾画面中曾出现过这样的镜头：一个小女孩撤离灾区时，怀里紧紧抱着一只小羊；而一位家庭主妇上救援车时，还不忘扛上煤气罐……有志愿者对这种行为很不理解，认为是可笑甚至自私的。事实上，当外来救援人员努力希望为灾民建构一个新的信心支撑体时，却容易忽略灾民自身具备的支撑体。这就需要社工对外部救援人员开展接纳、同理等专业理念的引导，使重建工作成为以灾区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灾区居民参与为动力的“自己的社区建设”。同时，社工还可以通过对社区干部、学校教师、灾民骨干开展社会工作培训，培育本地社会工作者，以实现社区可持续性的自我服务。

事实上，灾害风险永远存在，并且无处不在。地震只是自然性灾害风险的一种，其本身并不是灾难，风险只有和人类的脆弱性结合，才构成灾难。而灾区的脆弱性除了体现在物质层面（如经济能力、房屋结构、地理位置等），还包括态度层面（如信心、积极性、凝聚力等），以及组织层面（如预警系统、疏散及救援计划、社区互助体系等）。灾区重建除了外部社会的物质援助，最根本的力量依然是社区自身。而社会工作者相信服务对象的潜能，通过专业服务开发社区资源，尤其是增强服务对象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这正是社会工作独特的专业价值所在。

目前，民政部派出的第一批专业社工已经奔赴灾区，第二批也在整装待命，而相当一部分社会工作者也在第一时间以志愿者的身份进入灾区第一线。与其他专业救援人员相比，他们除了要承受灾区恶劣的工作环境外，更承受着人们对这个新兴专业的陌生与质疑。有行动才有改变，社工正以身体力行的实践履行着社会工作的神圣使命。我们没有理由不向他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