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12”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在广东省广州市民政局的支持和组织下， 5月 27日～7月22日，广州社工先后两次分 6批共 34人次奔赴四川灾区，把“广州社工”的烙印留在了灾区的土地上。

沿着广州社工进川的足迹，有心人会发现，在这次重大事件的应急服务中，他们踏出的是一条“民政—高校—社团”三位一体的社工发展之路。

灾难使民政、高校、社团走到一起

5月 16日，广东工业大学的刘静林教授找到广州市民政局社工办副主任杨海清和市社会工作协会筹委会的李敏兰：赶快组织社工到灾区开展服务吧，那里太需要社工。

作为关注、研究社会工作的教师，这个想法在刘静林心里徘徊了好几天了。年初的雪灾里没有社工的身影，一直是社工的遗憾。如今发生地震了，他们不想再一次留下遗憾。刘教授的话一出口，广州市社工办的人都为之一震，他们也正在想这个问题：建设社工人才队伍，为灾区人民提供服务不就是一个培养社工人才的突破口吗？

应该说这个决定是顺势而动。因为自广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不辱首善，奉献大爱”的号召后，广州社工界在积极响应捐款捐物进行物质救助的同时，以广州工业大学、中山大学为代表的广州高校社工系的老师和以广州 YMCA青年会、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广州仁爱社会服务中心为代表的社会服务专业团体都想去灾区参加紧急救援行动。

“当时的情况就等人振臂一呼啦！”有人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5月 17日，广州市民政局社工办根据民政局领导的指示，紧急召集广州高校和社工工作服务专业团体的负责人研究行动计划，决定招募 100名专业社工组建服务队伍，分期分批赴四川开展专业服务，民政局负责为该计划筹划 50万元资金，解决社工入川的交通、吃住费用，各路社工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抑或是机构社工、民政机构人员，全部是义务服务。

5月 21日，全国哀悼日的那一天，广州社工在中山纪念堂举行了“助人自助，点燃希望———广州社工界支援四川抗震救灾行动”启动仪式，来自广州市高校、社团和民政系统的代表1200余人参加了仪式。

第一次入川中的合作

5月 28日，带着广州市民政局的介绍信和广东狮子会支援北川民政局的 3台电脑、 3台打印机，首批广州社工奔赴四川灾区，开始了实质性的合作：灾区需求调查评估与早期心理干预。

沿着民政分管的业务路线，广州社工去了成都、绵阳、都江堰、北川等地的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社区灾民安置点。

“当时我们只想多去几个地方，作出比较客观全面的评估，没想到还办成了几件事：协调广东狮子会，为北川民政局解决了办公设备，为忠兴镇老人院解决了帐篷，为部分一线的民政干部做早期的心理治疗。”第一批社工、广州大学的杨明宇老师说。

虽是小小的收获，但它让社工看到了在灾区施展专业技能的空间和意义，看到了民政、高校、社团三方社工联动介入灾后援助，将对社区组织重建、社区服务重塑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次入川合作

第二次入川时，中央已经明确广州对口支援汶川。在后方，广州市民政局社工办赶紧协调广州市建委，为社工在映秀争取到一间他们建好的板房。在映秀的社工又以此为突破口，凭着自己的工作赢得了更多的支持。

广州社工三方联动的好处在社工为水磨小学提供的服务中也得到充分体现。

水磨中心小学已有 100多年历史，由于学校平时应急训练到位，地震中，全校师生无一伤亡，但校舍已全部不能使用。广州市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在 45天里为学校建好了几千平方米的学校板房，配套了书桌椅。但学生住校的一些基本设施缺乏， 500多个住校学生没有床铺被褥，学校食堂缺冰箱、锅碗瓢盆等生活物品。

6月 23日，广州社工与校长交谈时，校长和主任满脸不好意思但又焦急地向社工求助。整合社会资源是社工的专业特长之一，接下这个任务是当仁不让的。但落实情况并不乐观。

看看一社工的日志：“第一时间，我们向市级政府救灾部门求助，答复是，所有政府接收的钱、物要按计划统一安排。……接着向区级政府常年捐赠接收站求助，他们忙了 3天，答复：所有的实物都必须由市统一集中按计划分配。有些单位也表示可以直接资助学校急需，但必须开捐赠发票。一个小小的学校，哪里去弄只有财政局才有的捐赠发票呢？”

最后，他们把求助信息发到了广东狮子会雷建威副会长的手机上。

“ 7月 7日，广东狮子会光明、粤明服务队的谢会长带着七八个同事来到学校核实求助物资清单，当场承诺用他们会员捐出的款项资助学校复课所需，价值 18.9万元，并委托广州社工负责全程监控落实。第三天， 18.9万元打进了学校的账户。第四天，广州社工与学校的王主任一同前往成都，把 20多样物品全部采购回来。第六天，购物发票签上学校经办人、学校负责人名字，盖上学校公章，广州社工见证人签名，最后由我作见证的签字，发票全部交到光明、粤明服务队。”

“这次行动让当地人和政府感受到社工整合的能力和意义，也让他们从心里接受了我们。”广州 YMCA义工联合会负责人刘婉妮说。

一个社工介入灾难救助的模式？

在记者去灾区采访前，就看到许多关于灾区心理治疗缺乏专业知识，乱枪打鸟的报道。因为灾后心理重建未真正纳入灾后重建体系，各级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心理援助缺乏整体规划和安排，专业技能的缺乏和团队之间的资源争夺等管理难题，使灾后不可缺少的心理援助成了媒体诟病的对象。

海外的普遍经验是，社工、心理治疗是灾难救援和灾后重建不可缺少的力量。但在目前的中国内地，人们相对熟悉的心理治疗尚且如此，一个更加陌生的社工专业，让它介入灾区，怎样才能少走弯路？

广州社工介入“ 5· 12”地震灾害的模式是不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广州民政＋高校＋社团联合的方式，让我们看到民政、高校和社团在灾难救助中的优势互补和高效率。

民政利用自己负责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和社团管理职能来组织各界社工，并提供活动资金支持，从身份上说是比较合适的，同时，民政用自己是政府职能部门，在灾害救助中负有救助救济责任的身份，能为高校和社团的社工进入灾区解除当地政府对社工的误解和戒备，做政府和民间的桥梁，而高校和社团的社工可以有效弥补灾难救助中民政人员不足和专业知识不够的缺陷，使传统的物质救助转向物质和精神的全方位救助，最大限度实现助人自助，提高我国灾难救助救济的水平。

“只要你是从事高校社工教育的，你就应该去灾区。”中山大学社工专业的张和清老师的话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实上，广州高校社工系的老师都非常重视并争相安排师生到灾区。“高校有强大的专业师资力量，负有社工专业发展的社会职责，他们去灾区能有效提高社工的服务水平，弥补一线社工专业知识不够的缺陷，促进社工人才建设和社工专业本身的发展。”

社团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广阔的社会资源和相对高效的办事机制，能提高社工整合资源的效率，使社工的服务功能能够更快更好地发挥出来。最重要的，三者合作介入灾难事件，能把来自民间、政府等多方面的意见和利益更客观、更全面地反映出来，以保证服务资源更公平、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而使灾难受害者更好地实现心理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