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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情与反移情在个案服务中的影响

张燕华 2020-04-20 10:11   东莞鹏星社工 投搞 打印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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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中产生的移情和反移情及其社会工作伦理困境,不仅仅是社会工作者自身的问题,还是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机构职能、专业教育等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还是社会工作者自身。

社会工作作为一项从西方引进的工作,随着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的不断发展,社会工作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社会工作伦理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西方社会工作的移情和反移情概念在人情社会的中国如何通过礼文化、多重关系等形式不断交织加深,最后形成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笔者在社会工作的生涯中也曾经遇过这样的伦理问题,同时采访了一些督导、资深社工以及刚进社工圈不久的新手社工关于移情和反移情的看法。根据他们提供的信息进行整理,对移情和反移情在本土社会环境中的伦理困境呈现出的影响进行初探。

一、概念界定

(一)多重关系和专业界限

社会工作者同当事人有了不只是一种关系,不管这种关系是专业关系、社会关系还是商业关系,都是发生了多重关系,多重关系可以在同一时间段出现,也可以连续出现在不同的时间段。

专业界限在社会工作伦理中指的就是社会工作伦理的界限,专业界限决定建立专业关系的双方互动的领域,为服务对象提供安全、有效的服务提供必要的情感距离。专业界限的模糊会导致专业关系发生变化。专业界限是形式,多重关系是内容。专业界限将专业关系和非专业关系区分开来,多重关系则说明哪些是应该有的专业关系,哪些是非专业关系。

(二)移情和反移情

移情是一种心理学概念。在社会工作中是案主对社会工作者产生的一种个人情感投射。案主将早期情感生活经验对某特定人(尤其是父母)的特殊感受反映投射到社会工作者身上,把其当作案主早年情感生活经验中的特定某人看待。社会工作者在投射作用下开展的行为在案主看来是在扮演案主熟悉的某种角色,社会工作者不再是单一专业服务者角色。移情分为是正移情和负移情,正移情是案主对社会工作者的喜爱和依赖,想与社会工作者建立超越专业关系之外的“朋友、亲人、情人”等多重关系;负移情是表现为案主对社会工作的敌意、对抗、激动、愤恨等负向反应。

反移情也是来自心理学上的名词概念,相对于移情发生方为案主,反移情发生的对象则为社会工作者。并以情感取向划分为正向反移情和负向反移情,即社会工作者对案主的认同过多或认同过少,正向反移情使社会工作者陷入案主情境并过分同意案主,负向反移情则影响社会工作者不完全接纳和排斥。

二、移情和反移情的实务分析

本文选取四个社会工作者实务案例,其中正向移情和负向移情取于笔者参与的个案服务而得到的,而正向反移情和负向反移情则笔者通过访谈一线社工而得到的案例。

案例一:正移情,饱受情绪困扰的小陈

小陈是一名初二学生,成绩优秀,对自我工求高,但自我肯定低,有一位长期患病的妈妈,而这位妈妈经常情绪不稳定,经常会无缘无故骂小陈,让小陈感到自己是位没人关爱的小朋友。负责小陈的张社工除了正常的个案面谈外,还会以朋友的角度,利用午休和放学后的时间,与小陈聊天,散步,听小陈的家事和学校事,让小陈重拾信心,但也让小陈将张社工当成她以前没生病的妈妈那样关爱她,因此向张社工表达爱意,并送小礼物,还不准张社工拒绝,此时让张社工感到非常困惑,处于拒绝与接受的两难情境中。

在此案例中,案主对社工产生正向移情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案主将社工代入某类人群角色,并以自身熟悉的人际交往模式与社工交往,如向社工表达爱意、送小礼物等形式向社工表达依赖、依恋和喜爱。此时张社工意识到有移情的苗头,但找不到适当的应对方法,让个案发展处于原地踏步。

案例二:反移情,作为欺凌者的小鹏

小鹏是一名初二学生,成绩良好,但会对不喜欢的同学开带有侮辱性的玩笑,曾经对一位胆小的室友进行肢体上的欺凌,受到学校的相关处分。学校将小鹏的个案转介给学校社工小张跟进。在跟进过程中,张社工将焦点放在小鹏的欺凌行为上,并没及时发现小鹏产生欺凌行为的原因和情绪表现,让小鹏觉得张社工和老师是一伙,并不是站在他角度为他着想,解开他的心结,处处与张社工作对。同时张社工发现与小鹏难以建立信任关系而感到烦恼。

在此案例中,案主将社工当成老师,觉得社工像老师那样针对他,在个案服务中,并处处与社工唱反调,甚至拒绝面谈。同时张社工并没及时意识到行为背后的反移情情绪,也没有适当引导案主,从而引发案主反移情行为,在个案服务关系中与社工唱反调。

案例三:正向反移情,饱受情绪困扰的何姨

何姨带着一名读高三的儿子一起生活,但与她先生处于长期分居的状态。由于何姨的儿子患了重病,需要何姨的长期照顾。同时何姨一直受到情绪的困扰,时而低落,时而情绪高涨,照顾儿子的压力加重何姨的情绪问题。负责何姨的李社工觉得何姨好似她以前一位亲人,对何姨特别上心,只要何姨一打电话给她,无论多忙,她定会立刻到何姨家,听何姨发泄情绪。有时何姨在面谈中说一些自相矛盾的事件时,李社工都不太敢与何姨对焦,生怕何姨像她那位亲人那样做出伤害自己的事。后来李社工的同事发现她过度投入何姨个案中,并向李社工反馈。

在案例三中,李社工过度以案主为中心,过度同理案主,没有站在整个个案发展来考双方的关系,和培养案主的助人自助,延误辅导效果。同时案主过度依赖社工,甚至试探与社工的“亲密关系”,此时社工的拒绝和接受都是面临社会工作伦理困境。

案例四:反向负移情,一位深受儿子辍学困扰的程叔

程叔的儿子原本是读初三,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不想读书。负责程叔的陈社工在跟进过程中,发现陈叔对儿子有很强的控制欲,一旦发现儿子没按着他的想法来做,则会指责儿子。同时陈社工觉得程叔管教儿子的方法就好像她父母对她的高压管理。在跟进过程中,陈社工发现很难同理程叔,有时甚至出现对程叔的反感,并将此困境请教督导,与同工探讨。

在案例四中,社工将过往与父母相处的经历投射到案主身上,不能接纳案主,对案主同理过少,从而对案主产生反感情绪,这种情绪不由自主地投射到案主身上,导致社工不能对案主做到足够的接纳和同理。同时社工又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合理,及时向督导反馈,寻求下一步合理的处理方法。但有些遇到类似个案的社工可能面临两难困境:如果放弃这个个案,机构未能及时派其他专门的社工跟进,就会让案主错过辅导时间;如果继续接受跟进此个案,是否会因为负向反移情而影响辅导效果,甚至与案主之间的观念差距产生不愉快。

三、移情和反移情背后的专业介入契机

受本土文化影响的移情和负移情具有本土特色,可在实践中寻找专业介入的契机。案主在移情困境中表现出的自我感情需求、支持系统薄弱、生活环境压抑等多种问题,并在移情情境中把自我暴露给社工,或者在反移情中社工真情流露出同理心,都有助于社工进行深入思考,也是社工深入了解案主的机会和专业介入的契机,也是一种服务有效的表现。

在案例一中,社工可以在不伤害案主的情况下,借助案主的正移情行为案主进行适当的情绪倾诉和渲泄,并建立案主有效的支持系统,增加改变案主非理性情绪的可能。在案例二中,社工以案主的负移情为契机,深入分析,探究和疏导案主情绪背后的成长经历,给案主在情感上带来正向的支持和生活上的鼓励。而在案例三中,程姨与儿子相依为命,与老公长期处于分居状态,缺少亲人、朋友、领居等支持系统,对社工产生移情行为。社工应看到其行为背后的情感缺失、家庭系统薄弱、支持系统断裂等多种原因,这是社工介入案主帮助她完善支持系统,舒缓情绪的重要契机。最后是案例四,社工应该意识到自己所排斥的问题正好是案主家人排斥的问题,是处理案主问题最核心的切入点。无论是社工自己还是转介给同工,理解伦理困境背后的机遇是非常重要的。

综上所述,本土社会工作中产生的移情和反移情及其社会工作伦理困境,不仅仅是社会工作者自身的问题,还是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机构职能、专业教育等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还是社会工作者自身。因此需加强社会工作者伦理觉察力和专业能力提升,建立本土化的社会工作者伦理规范和应对机制,以及加强社会工作机构督导和审查,并给予社会工者专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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