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和儿童家长交流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骨科病房，一群“医务社工实习学员”在病床周围忙碌，他们是江城首批医务社工

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下，患者与医生矛盾加剧，出手打人、暴力相向的事件屡屡发生，医务社工开始被公众频频提及，因其特有的作用而被赋予许多期待。然而2013年末，南海人民医院4名医务社工集体辞职，令很多患者和医务人员唏嘘不已。一边是社会需求的增加，一边是低薪难留人才的困局，不少输出医务社工的事务所将目光投向了上海的成功实践——政策制度强力保障，医院内部为社工设岗。这样的做法或许是医务社工的可行发展之道。

社工的价值体现在哪里？一位社工的话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社工并不是等到问题出现了才被想起，而是为了避免问题的出现一直存在。”

王文婷是一名社工专业的学生，快毕业了，她正在为接下来的工作去向做打算。在医院中一年多的医务社工实习经历，令她不舍：不论是对患病儿童的心理干预、帮助贫困孩子争取社会救助资源，还是带领医生护士做减压活动，她都很用心、很努力，但最终，医务社工并不在她的工作选择中。

和她一样的人不在少数。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老师黄霞是她的班主任，班里今年的20多名学生从事社工职业的寥寥无几，“目前还没有听说谁定下来。”

黄霞心里觉得可惜，但为了学生着想，做社工未必是好选择。“工资低，也不能像医院的医生护士那样有保障，比如前几天看见北京有一家医院招聘社工，但要求是北京户口，这就把不少学生挡在了门外。”

上海模式：政策强制推动

“2006年的时候，我们上海市民政局的局长一直说社工的春天来了，我一直很郁闷，社工的春天到底什么时候来。”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副院长季庆英开玩笑地说。

尽管国家陆续发布医改政策、国家中长期人才规划等一系列利好政策，2009年季庆英和其团队做的调研也表明，上海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是具备条件的，只欠东风。

上海2011年时有7家医院成立了社工部，而到了2013年，就有103家医院成为社工试点单位。从数字的飞跃不难看出，上海医务社会工作真正意义上有实质性推进和发展的关键年，是2012年。

2012年2月，上海市卫生局出台了《关于推进医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试行）》，要求在“十二五”期间，各家医院初步形成医务社工管理机制和工作格局，建设一支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熟练开展医务社会工作的专业队伍。明确规定“在医务社工配置上，综合性医院每300~500张床位配备1名专职医务社工，儿科、精神卫生、肿瘤、康复等专科医院每100~300张床位配备1名专职医务社工。”预计到2015年，全市在岗医务社工总量力求达到400~500名。

“这样整个上海市每家医院就开始进入专业社工。很多医院都有实习基地，在校大学生就可以过去实习，院长、科主任、医生看到他们的工作觉得很好，可以弥补医疗上的不足、缓解医患关系，就愿意把实习生留下来。”季庆英介绍。

有了政策保障，医务社工在医院中建立专门的考评体系、晋升通道、薪资提升机制等也就事半功倍，除去了后顾之忧也能开展理论和个案的深入调研，不仅能有效留住人才，也能大大提升专业能力。

“在医院的评价体系指标里面，有没有医务社工和社工部已经被纳入，成为了一项考核标准，这在全国只有上海这么做了。”季庆英的话里透露出欣喜。季庆英表示，在医院当中专门设岗，并细化到科室，可以令社工找到身份认同，并和医院很好地融合。“比如我们有位社工就是医院临床编制的，这个科室本身就把他当成自己人，你想在这个团队里他怎么会做得不好呢？”

其实上海的医务社工推动并不算先行，台湾地区在1985年的时候，已经把医务社工的设置列入到医院的评价体系当中，还出台了社工和床位的比例，一般医院要求100比1，精神病院比数会高一点。

两地的成功可以证明，政策推动依然是医务社工在一个地区从“站住脚跟”到“遍地开花”的关键。

社工事务所的尴尬

相比之下，北京的医务社会工作发展到了瓶颈期，还没有等到政策的春风。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主任范燕宁，同时任北京市海淀睿搏社会工作事务所负责人，都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她无奈地说现在社工事务所的医务社工项目像是“赔本赚吆喝“。

北京的医院中还没有专门的社工岗位设定，尽管开展过工作试点的医院中，医生和护士都认可医务社工的工作，但是顶层设计并没跟上。这种情况下，医务社工的开展是以项目方式进行的。

范燕宁给记者举例，比如承接一个一年八万元的项目，这八万元可能会明确规定是社工的补贴，并不包含社工事务所的行政经费，也就是说，就算社工的工作被需要的，社工事务所的存在价值也可能被忽略。

“如果医院当中仅仅设一个岗位，那么这一个社工很容易在医院的行政体系中迷失，一个人的力量不能架起社会的资源，那么社工就失去了意义。”范燕宁说，社工事务所就像社工的家，要定期给社工做督导和专业支持，并为社工衔接社会的资源，这样才能保证社工在工作当中的专业质量和价值。

“社工为谁说话？”黄霞反问道，社工事务所派驻社工、医院设岗购买服务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保证社工的独立性和在患者医生之间的公信力。

“而像督导、培训、财务管理、场地等这些行政经费，很多项目经费是不包括的，给社工的补助也并不稳定，不是定期发的工资，所以社工更像是打短工，或者领补助的志愿者。”找不到存在感和价值认同，令范燕宁很伤心。

目前，睿搏社工事务所有60余名社工和若干行政人员，医务社工并不是主要方向，此外还承接青少年矫治、社区社工服务、残疾人帮扶等项目，项目制约直接影响就是社工没有相对稳定的月收入，靠的是多劳多得。比如某些社工能同时参与几个项目就能多拿些钱，一个月在3500百元左右，如果只参与一个项目，基本只能拿到1500元。

这样的情况，显然是不能吸引人才的。

岗位解决人才困境

医务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工作知识和技巧在医疗卫生机构进行服务，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分支。服务范围可以涵盖所有医疗科别，服务对象从新生儿、青少年、妇女到老年人。

2012年3月，卫生部委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开展医院社会工作试点工作，探索建立医院社会工作管理模式，形成医院社会工作岗位设置、职责任务、工作模式、社会工作者录用与管理等相应制度。

但长久以来，北京乃至国内其他地区的尝试，始终以医院个体为单位缓慢推进着，其推进效率和主动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院内部领导层面及医护人员对医疗社工价值和作用的认识，试点工作始终没有大面积推开。

针对上述问题，范燕宁提出建议，应该鼓励慈善救助机构以项目购买及岗位购买的方式，加强与医务社工机构深度合作，并且通过派驻社工的方式，最终能够推动政府或医院购买服务，在医院当中设立社工岗位和社工部。

针对频繁出现的医患纠纷甚至暴力事件，范燕宁坦言，并不是要等到出现问题才想起社工能做什么，而是每个医院都需要社工介入服务，才能预防很多事情的发生。“在不同的医院里面社工有不同的价值，但首要和普遍的价值就是缓解压力，包括缓解家长的、孩子的、患者的，最重要的就是医务人员的。”

范燕宁记得，有医生问他“我是不是太冷血了，太没有人情味儿了”，让她深刻地感受到医生的心理压力。“有时候患者和家属因为心里难过，会迁怒于医护人员，医生护士一路小跑去工作他们也不领情，在那种状态下，他们是失控的，也是会出现问题的。” 

“等市场认识到医务社工的价值时候，才能给出正确的反应，尽管医患关系紧张事件频出，但是顶层设计上依然没有意识到社工的价值和必要性。”黄霞坦言，如果医院能够专门设岗，并且放开招聘条件，对于很多社工专业的毕业生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