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林毅夫

发展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中比较新的分支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开始建设自己的国家。适应这个需要，发展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中颇具活力的一个分支领域。

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为结构主义，主张发展中经济体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克服市场失灵，以迅速建立起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然而，发展中经济体推行结构主义的结果普遍是在一段时间的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后，经济发生停滞，危机不断，虽然建立起了一些现代化的产业，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兴起，主张发展中经济体实行“休克疗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以克服政府失灵，提高经济效率。但推行的结果是相关经济体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慢于推行结构主义的60和70年代，危机发生的频率则更高，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扩大。

二战后仅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实现了追赶发达国家的愿望。这几个成功经济体共同的特色是采取了违反结构主义的“出口导向战略”。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越南、柬埔寨等少数几个在转型过程中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推行的则是违反华盛顿共识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这些成功的经济体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或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政府都发挥了积极有为的作用，而不是像结构主义那样片面强调政府而忽视市场的作用，或是像新自由主义那样片面强调市场而忽视政府的作用。

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是希望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个新的理论体系致力于回答成功的经济体为何都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为何都同时拥有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

新结构经济学释义

经济快速发展实际上是18世纪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研究，西欧国家人均收入在18世纪以前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05%，需要14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人均收入年均增长速度是1%，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缩短为70年；19世纪中叶到现在，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进一步提高到2%，翻一番的时间缩短为35年。发生这种翻天覆地变化的原因主要是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加速，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得以快速提高。

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随着生产规模、资金需求和市场范围扩大，电力、交通等硬的基础设施和金融、法律、产权安排等软的基础设施随之不断完善，降低了交易费用。因此，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产业以及软、硬基础设施等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

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以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为出发点，认为一个经济体在一个时点的经济结构是由当时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经济学上的要素禀赋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在某一时点所拥有的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数量。发展中经济体通常资本比较稀缺，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发达经济体一般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要素禀赋在一个时点是给定的，但它可以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任何经济体在一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实际上是这个经济体在那个时点的总预算，而要素禀赋的结构决定了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对多的要素，价格就相对便宜；相对少的要素，价格就相对贵。

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要素的相对价格，也就决定了该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的经济体，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其产业根据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这个经济体一定是出口导向型的，其产业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能够占领最大的市场份额，创造最多的剩余，进行最快速的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就会逐渐变为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产业也就要相应升级到资本相对密集的、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如何才能使企业自发地根据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其前提是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其相对稀缺性，而这样的价格信号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才能得到。所以，有效的市场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制度前提。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资本积累很快，原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不再具有比较优势，需要先行企业率先升级到新的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同时，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也要随之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使产业、技术升级顺利进行。先行企业比后随企业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因此，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激励；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也需要政府进行协调或直接提供。所以，一个按照比较优势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必然有一个能够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

结构主义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它试图在资本极度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建立违背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导致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及其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能靠政府通过干预和扭曲市场来保护、补贴才能生存，结果造成资源配置错误、寻租腐败盛行、经济效率低下。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之所以失败，则在于忽视了原先的扭曲是为了保护缺乏自生能力的产业，“休克疗法”的结果必然是大量企业倒闭，失业问题严重，社会、政治动荡。双轨制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则在于，给予原先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维持了经济、社会的稳定；放开原先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部门的准入和因势利导，使经济实现了动态的、可持续的增长。双轨制改革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完成则有赖于各种转型期保护、补贴的最终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