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了解”到“不可缺”

2010年深秋，在北京，有这样一支社工队伍成立了。本刊见证了这支专业社工队伍的成长。从六年前的成立仪式到现在，他们已在基本成熟的框架中稳步前行；从一开始介入公检法队伍时一些人的“不了解”，到现在，已成了专业领域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这支日渐壮大的社工队伍，就是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首都师范大学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研究与服务中心）。

几年来，本社记者在经过多次采访报道后发现，六年前那棵刚破土的幼苗，如今已有了强劲的枝干。北京超越社工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从成立到现在，在专业服务的道路上有了更多施展和创造的舞台。在北京市公检法和北京市教委的指导下，在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建立了全市第一家少年司法社工站；在海淀区看守所建立起全市第一个担任合适成年人服务工作的社工服务点；在海淀区寄读学校建立第一个驻校社工工作站；在门头沟法院第一个开展婚姻家庭综合案件的社工服务；与门头沟教委合作，第一个在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中开展社工的团体服务与辅导⋯⋯

为了罪错少年能更好地回归社会，专业少年司法社工的工作需要介入到少年司法体系的方方面面。本文选取了社工在社会调查和担任合适成年人两个工作内容，用来诠释少年司法社工是少年司法制度建设中不可缺少的角色。

社会调查，为了精准的评估与帮教

“穷，是真穷，能做的太有限，孩子需要的还很多！”事务所社工在微信朋友圈发出几张图片，写了这样一句话。这是他们第一次走进小松（化名）的家。

去年刚满16岁的小松因为盗窃被刑事拘留，由于年龄不够，在此之前，小松曾经四次被治安拘留，其中三次都是因为偷盗。2015年9月，社工高翔介入此案件，通过对案情的了解，高翔发现，小松多次实施的偷盗行为，盗窃的竟都是吃的、喝的、用的一类生活用品，这样的事实，引起了社工的关注。

据高翔讲述，小松2013年就从老家河北沧州以看病的名义偷跑出来，当时身上只带了40多块钱，来到北京靠打一些零工维持生活，基本上是为了生存而工作的状态。因为年龄太小，只能做一些临时工作，当过保安，发过传单⋯⋯但每个工作都干不长，一直到去年9月事发，他都处在一个居无定所的状态中。

高翔介绍，对小松开展前期社会调查时，只能在看守所会见他，给他做一些法律教育，鼓励他重新做人。通过与小松接触，高翔发现，小松很难相信他人，不愿说出自己的身世，脾气易怒，甚至在看守所里因为跟人吵架换遍了所有号房。接触了近半年的时间，小松才慢慢放下情绪，逐渐接受了与社工的互动。

今年4月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小松进行附条件不起诉。5月17日，为了进一步对小松进行社会调查和帮教，海淀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处的检察官和事务所的社工们一同前往河北沧州，去小松的老家进行调查。

“真的是家徒四壁，锅里放着几个不知道几天了的馒头，家里住的还是土坯房。”小松家里的真实情况，震惊了高翔。小松的父亲已经70多岁了，在他五十几岁时，遇到了流浪到村里并且智力有问题的小松的母亲，两个人结婚后有了小松。在小松两三岁时母亲跑了，到现在不知去向。父亲一个人将小松抚养大，然而进入古稀之年的他已经失去教育孩子的能力。

高翔介绍，从社会调查角度讲，要了解一个孩子的成长环境和自身发展，从研究父亲的角色入手比较关键，父亲角色的扮演影响着子女的身心与社会化的发展。通过调查，社工们发现，小松的父亲以前当过兵，性格直不合群，比较孤僻。家里又一穷二白，只能靠微薄的低保生存。“把小松交给政府了。”对于孩子的管教，父亲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了。得知小松的现状，父亲虽然心疼，但是他却不愿小松回来，他说怕给孩子“添麻烦”。此情此景，更加印证了小松性格的缺陷，也理解了他多次在走投无路时偷盗日用品的行为。

这样触动人心的社会调查，高翔和他的同事们做过无数次，他们围绕犯罪人的生活背景、成长经历、主观恶性程度、犯罪前后的表现、回归社会的社会支持条件等一系列要件，展开专业的调查活动。对人的评估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少年司法社会调查工作责任重大，很可能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事务所社会调查工作负责人王璐倩介绍，社会调查服务是由专业的司法社工围绕涉罪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个体能力及认知、个体行为习惯、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情况等维度进行资料收集，分析涉罪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及回归社会的有利和不利因素，评估其再犯可能性，出具社会调查报告，为司法人员适用法律提供参考依据。同时，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之上，社工可以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核心问题及内在需求进行评估，有针对性地为他们提供帮教服务，促进涉罪未成年人改变偏差认知及不良行为习惯，提升其个体能力，构建积极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他们顺利回归社会，避免违法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社会调查工作是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重要举措，将社会工作和司法工作进行有效整合，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进驻看守所的合适成年人

“铃铃铃铃⋯⋯”海淀看守所青春观护站的电话响起，正在做合适成年人的社工张秋雪接到预审警官打来的电话：“秋雪，来一下接待大厅，我们有个案子需要合适成年人在场。”张秋雪跟警官核实了基本信息后，迅速赶到了大厅。她了解到，警方正在做口供的，是一个性侵害的被害人小芳（化名），由姐夫陪同。考虑到案件的实际情况不适合男性家属在场，被害人也不愿多说话，可能会影响到案情的真实性。此时，由合适成年人介入，可以更顺利地进行询问，同时，也起到一种对警方的监督作用。

“你好，我是北京超越社工事务所的社工，这次来承担你的合适成年人的角色，如果在过程中你有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是来帮助你、保护你的权益的。”张秋雪向被害人介绍自己，“别害怕，没关系，是伤害你的人犯了错误，只有你勇敢地把当时的事情说出来，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小芳没有回应，紧接着，两位警官分别安慰、鼓励并劝说小芳说出案发现场的情况，张秋雪观察到小芳表现出烦躁的情绪并提出希望更换掉两位警官中的一位男警官。在协调更换警官的时间里，张秋雪再次与小芳交流：“能和我说说你的顾虑吗？”小芳沉默。“你担心的是什么？”小芳的回应依旧是沉默。“事发当天是你报的警吗？”小芳也仅仅用点头的方式回应。“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在你报警后是有义务配合司法机关询问的。但是你有任何情绪或有顾虑不想说都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你说出来咱们才能想办法去解决。”在张秋雪一步步的劝说下，小芳终于放下顾虑，点点头，接受了与张秋雪的互动⋯⋯

“合适成年人”，这一词语来源于英国，其内容是要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被讯问和审判时，法定监护人无法或不宜到场的情况下，必须有一个合适的成年人在现场，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协助其与审讯人员沟通，同时监督审讯人员在讯问过程中是否有不当行为。近年来，为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我国少年司法领域也逐步展开了引入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初步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

据事务所合适成年人工作负责人王徐晖介绍，根据不同地区的实践情况，合适成年人服务可以概括为，在讯问和审判时，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及被害人（以下简称“涉案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情况下，由其法定代理人以外的符合一定条件的成年人到场，为其提供支持和帮助的一项服务。

而社工视角下的合适成年人服务，是指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司法社会工作者，秉持社会工作专业理念，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与技巧，在司法机关讯问、询问和审判涉案未成年人时，到场为涉案未成年人提供相应服务，履行合适成年人监督、沟通、抚慰、教育等职责。

这样的机制，在海淀区已经运行三年了，为了更好地开展涉诉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海淀区综治委预青组、团区委和区未委会与事务所合作，由事务所派出社工进驻海淀区看守所，只要未成年人在预审阶段提出要求，办案员就会联系驻所社工，及时提供联系亲属、抚慰情绪、情感支撑等服务，同案件当事人建立信任关系，引导他们正视错误，提升帮教效果。

2013年6月，经过前期深入调研，在海淀公安分局领导的支持下，海淀综治委预青组办公室、团区委决定与事务所合作，在海淀区看守所设立全国首家“驻所青少年司法社工站”。在办公区二楼，记者看到，有专门的一间办公室为超越社工事务所所用，海淀区看守所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办公条件。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事务所的社工们长期驻所，24小时为涉案未成年人提供合适成年人陪护及社会调查的服务，把社工介入从检察院阶段提前到公安预审阶段。据海淀公安分局副局长蒋林介绍，2015年10月，海淀分局正式成立了执法办案管理中心，首创了案件集中审理、全程闭环、全程监督的执法办案新模式，办案中心专设了未成年人办案区，这样一来，在海淀区，对涉案未成年人的整个司法诉讼保障机制已近乎完备。“这不仅是立法的规定，更是一种对未成年人关爱的情怀。”蒋林解释。多年来，海淀区公检法等各个部门不断创新，积极推动着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而社工们的出现，终结了多年前办案人员为了“应付”，有时会临时找保洁阿姨来做“合适成年人”的局面。

涉案未成年人是一群具有特殊服务需求、遇到特殊困境的青少年，他们的权益也亟待得到有效的保护。只有多方联动，司法诉讼保障机制才能得以全面实施。而在此过程中，专业社工所带来的“正能量”无疑是这个社会必不可少的。更重要的是，社工们所做的工作，在不断改变着涉案未成年人的命运，让他们有希望走向更好的远方⋯⋯

我时常想起第一次采访事务所主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席小华时她说过的一句话：“少年司法社工工作中最难的是与人沟通，何况又是犯罪的青少年。要走进罪错少年的心，难度可想而知，但我们一定会付出百倍的爱心去坚持。因为悬崖边上的孩子需要我们去拉一把。这件事情功德无量，再难我们也会坚持的。”当时席小华眼神里的坚定、话语中的执著，令我至今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