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军伟 中南大学）

2015年6月初，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4名留守儿童非正常死亡事件引发了社会热议，“留守儿童”这一群体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一时起，“关爱留守儿童，关注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被政府、社会组织和媒体各界争相倡导和宣传。现在事情虽已半月之余，但我的内心仍总在不断地询问：“留守儿童”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他们想要的幸福是什么，他们的未来路在何方……一连串的问题扰乱着我的思绪。

我曾经也算是一名留守儿童，父亲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就去南方打工，一去就是三年之久。父亲过年回来，已经读了初中的我不知道如何来面对眼前的“这个男人”，不敢开口叫他“爸爸”，也不知道如何与他正式沟通。事情过了这么多年，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可能与现在的“留守儿童”一样，在成长历程中，与“父亲”角色的互动过程出现了“断层”。庆幸的是，在母亲的悉心呵护与陪伴下，我一路健康成长。大学毕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选择到某社会工作机构从事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并执行了“阳光家园”关爱留守流动儿童慈善项目。童年的生活痕迹让我对“留守儿童”群体有着一种无语名状的感情，在面对孩子及家庭无力解决的问题时，无论从专业伦理出发，还是基于自身情感，我总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在工作中，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个孩子，他叫乐乐，今年十五岁，读初三，在他五岁的时候，母亲因为家庭矛盾服食安眠药自杀，之后一直跟着父亲生活。父亲赴上海打工，每年过年回来一次，把他交给姑姑照顾。乐乐生活在寄宿制学校，每到周末回到姑姑家，父亲会定期打电话回来询问他的学习成绩和生活情况。乐乐告诉我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跟着父亲去上海读高中。虽然姑姑对他的生活非常关心，但是在乐乐心里，父亲永远是自己最亲的人。通过访谈，我发现生活中的乐乐，是一个非常乖巧，但性格略显孤僻的一个男孩，害怕与其他人沟通和交流，总是一个人默默做自己的事情。在不断地交往中，我把我童年的经历讲给他听，鼓励他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并把他的愿望以书信的方式告诉父亲。乐乐收到父亲的回信后，激动地告诉我说，父亲答应他暑假回来接他去上海玩，并说当前的家庭条件不能支持他去上海读书，但是父亲鼓励他以后可以选择到上海读大学。乐乐说，父亲的回信让他觉得自己和父亲并没有分开。

我曾听到过“父母在远方，身边无爹娘，读书无人管，心里闷得慌，安全无保障，生活没希望”这则顺口溜，它真实地反映出许多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像乐乐这样的“留守儿童”在我国广泛存在，如何满足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的生活、心理和教育等方面的需求，成为国家政府及家庭需要反思的问题。

留守儿童的问题，不单只是一个家庭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对各地加强督促，把工作做实、做细，强调临时救助制度不能流于形式。对不作为、假落实的要严厉整改问责，悲剧不能一再发生”。然而，单从政府行政层面去解决中国特有的“留守儿童问题”，效果虽“立竿见影”，但从长远角度来看，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虽面临现实经济压力，选择外出工作挣钱，但是可以重构转型期家庭结构的功能，给予孩子生活保障的同时，让他们可以感受到家庭带来的温暖、归属和希望。“毕节事件”中，孩子在遗书中写道，“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这给我们的警醒不言而喻：在对开展“留守儿童”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服务，更是希望他们能够“留住希望，守护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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