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初，香港一名年仅九岁的女童自杀身亡，事后议员、专家纷纷作出评论，普遍意见认为是小孩子的抗逆力出了问题，亦有一些人说是家长对孩子的关心不足，托儿等社会服务又不足所致。一时间，专家言论满天飞，加强生命育与儿童照顾服务的要求如沸腾之水。我当年曾撰文质疑: 儿童心灵的问题，是否真的能透过这些措施解决？

有人问，为何一个九岁的小女孩要寻死？好端端的一个小朋友，在一个人人认为应该无忧无虑的年纪，为何要自寻短见？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大家应该先从反方向去思考：究竟，小女孩为何要生存下去？

我以前接受哀伤辅导训练时，导师曾叫学员设想一个情境：「若你现在坐在飞机上，但五分钟后飞机便会撞山，你将会一命呜呼，请你用仅余的时间，写下你的遗书。」不消一瞬，差不多所有在场的学员都痛哭流涕，悲恸得未能写出只字。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每一个学员都「生有可恋」；在写遗书的一剎那，人人都想起自己牵挂与不舍的人和事。事实上，一个对生命有眷恋的人，当然不会希望自己的生命这么快结束。

然后，大家可否想象一下，自杀身亡的女童，她对生命留恋甚么？

记得我年少时，对生命是充满期盼与希望的。例如每个星期，我都会期待爸爸星期天会带我上酒楼，然后买一本动漫书，两父子边啖点心边看书报。有时好运碰上爸爸好心情，还会有机会随他步行四十五分钟，到老远的雪糕屋吃一个雪糕球。那时候，小小的心灵从没有想过自杀，甚至对死亡很是恐惧。然而到今天，小孩的期盼究竟是甚么？是一顿回转寿司？是一个新的计算机游戏？是一份好工作？还是怎么求也求不到的父母陪伴？ 

我的儿子几年前对死亡还没甚么概念，有时过马路，我会提醒他：「小心拖我，不然便会车死死（童言总是用字组成的）！」。然后他会问：「死了又怎么样？」我就会说：「死了就见不到爸爸妈妈，你想吗？」他就会立即说：「不想！」然后紧紧的拖我的手，生怕会就此失去了我似的。但是，寻死的小女孩，紧的又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呢？还是如很多传媒所说，是那倒退了点点的成绩呢？ 

自由经济发展，工人用汗水与劳力辛苦换来的，不是满足感。社会的一切价值，大多被物化与钱财化。人们不断工作，然后用得来的薪金去购买物质和快乐，渐渐地堕入不断追寻金钱的游戏。大多数人都相信，金钱是成功与快乐的指标，而理想的学业则是获取金钱的钥匙。 

渐渐地，人们即使要废寝餐地工作十多小时才可以换来一部新电视、新空调，他们都无怨无悔。不少人还会不断提醒下一代：一定要用心读书（注意：不是学习），否则将来命途悲催。人，开始忽略了人生在世最常会留恋的，通常都不是金钱，反而是人情。而当他们自己都忽略与孩子相聚沟通的重要性，孩子难免亦会误将成绩与金钱当成生命的意义。 

有一段时间，香港的福利开支年年增加，社工越聘越多，服务虽然每年增加，但换来的却是更多的家庭暴力与自杀数字，其实我们的孩子需要的，不是再多的社会服务。事实上，社工与服务不论多专业，都替代不了亲恩人伦这些无价之宝，亦只有这些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才可以令孩子们「生有可恋」，勇敢地面对前路。 

作者：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香港督导暨治理委员会副主任梁建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