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杰(学者)

全国劳模、广东省人大代表赵广军日前以广州和深圳高企的社工流失率为例，指出有必要为社工行业完善薪酬架构设计，例如以C PI指数为基数，逐年浮动、调整社工岗位平均薪酬指导标准，提升政府购买服务中用于社工薪酬开支的比例等。此外，他还建议规范社工行业的晋阶制度，在综合学历、职业资格、从业年限、项目管理经验、工作量等因素的基础上，评定社工职级，给予合理的薪酬。

本专栏曾多次讨论深圳乃至整个广东的社工人才流失问题。笔者这些年来一直在做大学生就业研究，对这个问题深有感触。可能有一些体制的声音会坚称工资不是关键，根源在于官方的观念。然而，回归到科学研究的实证基础上去看，明显的事实是，不论是那些正在当社工的人才流失，还是回到更早的阶段———大批上了名校读社工专业的年轻人没有投身这一行，首要障碍正是工资水平。因此，笔者认同赵广军的观察，要降低社工流失率，必须改善这个行业从业者的待遇，首要就是涨薪。

深圳社工的工资水平近期有不少报道触及，上周本专栏也讨论过。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深圳一市的问题，其实在整个珠三角也普遍存在。去年6月13日的《广州日报》就曾报道过，广州的一线社工之中，月薪在3000元以下的占了55%，而在3000元到4000元之间则有35%。广州的物价水平无须赘言，因此，毫不惊讶地，只有两成社工愿意长期留在这一行，九成社工专业毕业生表示不会入行。广州的社工绝大多数受雇于各区家综，每个家综每年经费200万，20个工作人员中有13到14个社工岗位。即使如此，社工的工资仍然低到如斯水平，这恐怕是类近于香港式的“一笔过”拨款模式所无法避免的弊端了。

这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何种方式能使社工的工资提升到一个合理的水平？赵广军建议的是与C PI挂钩、官方出指导价、评级论薪等。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当然，能否执行则需要再作更多可行性的研究，尚不能过早下定论。然而，参考劳工政策的研究，可以马上想到的问题倒是有一些，例如CPI能否真实反映工资水平，官方指导价会成为参考指标还是强制实施，评级论薪会不会给社工带来额外的负担等等。但有一点笔者觉得是很明确的，如果总体划拨的经费每年都一样，很难想象社工机构会主动给社工涨薪。

在现实世界中，上述情况可能是问题的关键。假设一个机构承接了政府一个为期三年的外包社工项目，可能注明每年一评，合格后才能继续，但是每年的经费，往往是同一个规模。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是，一线的社工的经验与年资增长了(从未持证到持证，从零个案到好些获奖个案)，市场竞争力上升，但机构因为收到的经费不变，没有给他涨薪的空间，于是社工对工资水平的期望值与其实际水平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直至忍受不下去而另谋高就。流失，往往就会如此发生。

要解决上述这种情况，当然需要很多措施的共同作用，但首当其充的必定是在三年项目的每年经费上设定年度升幅，以确保一线社工的涨薪空间，并且在续签条件中注明一线社工年资增长是经费增幅的前提。所以要改革的是整个购买模式———必须把社工的稳定性放到最优先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