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城乡社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社会工作已经14个年头，深感社区社会工作对于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意义重大，因为30余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成就中国崛起的同时，还出现了城乡社区的衰败。

中国城乡社区的衰败始终与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肇始于晚清，同时伴随外国列强的入侵，中国被动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传统乡村生活开始瓦解。梁漱溟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讨论乡村建设的原因时，就指出破坏中国传统乡村的因素主要来自国内外两方面，“政治属性的破坏力——兵祸匪乱；经济属性的破坏力——外国侵略为主，洋行买办等也为破坏乡村的助手；文化属性的破坏力——从礼俗、制度、学术、思想的改变而来的种种”（《乡村建设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展，中国乡村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巨变：一是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国家政权建设的任务——国家权力下沉到每一个自然村和城市街居，二是乡村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城市确立了单位制。由此，国家政权全面控制人民生活，城乡社区自治传统基本瓦解，社会解体。

改革开放尤其是推行经济市场化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越来越全方位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此同时，工业化、都市化和消费主义主导着城乡社区的发展，逐步形成全球化中国与社区衰败并存的社会现状，也就是说存在两个中国——一个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意义上“飞天崛起”的中国，一个是普罗大众社区层面或日常生活“举步维艰”的中国，意味着中国社会不公、两极分化和不可持续发展的现实。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在地社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却陷入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日常生活缺乏洁净的水、安全的食品、新鲜的空气，缺乏民主文化、安居乐业和相亲相爱，人们缺乏自信心和道法自然。对老百姓而言，这是不可持续的生活，更是发展的幻象。

城乡社区不可持续的发展突出反映在三方面：

第一，从生计和贫穷方面而言，社区衰败表现在中国30余年经济高速增长（GDP）的背后，是社区层面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生计日益困苦，许多人逐步陷入绝对贫穷的境地。

按照中央最新确定的2300元“扶贫线”计算，我国目前农村有超过1.28亿人口仍处于“赤贫线”和“活命线”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2013年10月民政部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县以上城市低保人数为20,776,348。[1]以我们在云南绿寨、四川龙坡和广东溪流三个行政村对村干部的访谈资料为例，2012年绿寨人均年纯收入不到800元，溪流村人均年毛收入3500元左右，龙坡村地震后农地尽失，村民生计归零，以打零工为生。很明显，对于这些乡村的农民而言，距离人均每日一美元（国际绝对贫穷线）还有巨大的差距。

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庞大的城市农民工和低保人员，他们的生计问题也十分突出。在县以上的城市社区生活着超过2.6亿农民工和两千多万城市低保人口，他们面临的最大困扰仍是生计与贫穷问题。

第二，从政治与公共参与方面而言，社区衰败表现在公共场所私有化，民主选举形式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社区的公共场所逐步商业化和私有化，许多公共场馆要么被公司企业、商业会所“占领”，要么被高大楼盘、公司总部“挤占”，许多街心好不容易建成一个花园绿地，却又成为形象工程。一些乡村的村委会、医务室、学校、供销社等甚至被私人承包经营。老百姓缺乏聚会说话，参政议政的地方，村委会和居委会普选又流于形式，社区民众的主体性和社区自治形同虚设。

社区、公共场所的衰落实际上造成城乡传统文化象征符号的消失，并伴随着传统价值观的失落和老百姓文化认同危机。2013年中央电视台一则公益广告时常撩动我心，“保护遗留古迹，守护传统文化——荣华百年，毁于一旦；百年香火，烟消云散；屹立千年，一朝劫难”……当推土机将土地及祖先的历史遗产连根拔除时，揪心的画面划出震撼的声音：“ 一个商业会所，毁掉一座百年古院；一个高大楼盘，毁掉一座百年古庙；一个形象工程，毁掉一座千年古城。这些不是发生在某一年，而是在每一年；不是在个别地方，而是许多地方。每年，全国有上百处文物古迹遭到毁坏。保护遗留古迹，守护传统文化”。

表面看来，摧毁的是遗留古迹，究竟而言，摧毁的是老百姓的土地、家园和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表面看来，摧毁的是传统文化，究竟而言，摧毁的是普罗大众内心深处的历史文化认同和自信心。安居乐业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权和生存伦理，自信心是人类最基本的精神健康。而当老百姓居无定所，没有稳定的生计来源时，他们内心深处必定充满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当这种负面情绪到达极限时，他们就会采取必要的生存策略向社会讨回公道。

现如今，“商业会所”、“高大楼盘”、“形象工程”、“工业园区”等将许多老百姓的土地和家园连片铲除，将许多社区的历史文化遗产连根拔掉，人们的物质和精神家园不断失守，城乡居民社区感普遍丧落——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社会心理连接日益断裂。对许多老百姓而言，社区仅仅是他们临时居住或不得不住的地方（地理单元），彼此之间人际关系疏离；公共空间支离破碎，居住环境脏乱差，社区民众缺乏公共参与和主体意识，他们经常“被代表”；国富民穷，许多老百姓无法在社区安居乐业；历史文化传统遭到破坏，社区民众缺乏自信心和文化身份认同。这就是我所说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区的衰败。

第三，伴随ＧＤＰ经济增长模式和工业化、城市化的消费模式，中国社会的环境、资源和生态问题日益突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区层面高度紧张。我曾以“天灾人祸恶性循环”和“人与自然相互侵害”来形容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断裂的状态。例如内蒙古煤矿塌陷毁坏草场，危及牧民生计，河北张家口采石场粉尘污染导致农作物颗粒无收，众多癌症村集中播发，北京“PM２.５”爆表，上海江河死猪漂浮等生态危机事件不断曝光，足以说明中国的生态危及和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问题。

总之，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在社区层面实际上是经济（生计）、政治（公共参与）、社会（关系）、文化（认同）、环境（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衰败和恶性循环，造成城乡社区民众不可持续的生活状态。

社会工作如何应对中国社区“五位一体”的社区衰败呢？

最近国家民政部、财政部印发了《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明确提出社区社会工作的概念、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等。我认为这份文件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就是将社会工作定位于老百姓日常生活（社区）的场域，将民生、社会关系（包括沟通与心理疏导等）、社区自治（公共参与）、文化认同（族群文化等）、生态环境等议题纳入社区工作内容，将社区边缘弱势人群——农村留守人员、城市困难群众、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等纳入社工的基本服务群体。这样就从国家政策的高度确立了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和“五位一体”的社区再造策略。

社会工作必须立足社区，整合地推动“五位一体”的社区再造，充分体现“弱势优先”的社工精神。广州市社会工作者在这方面可以说做了些可贵的探索，以广州街道层面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实验为例，首先抓住政府在社区层面让渡公共空间和公共资源千载难逢的时机。广州市政府将市区街道辖区内多则上千，少则几百平方米面积的稀缺公共场所交由社工机构承接和打造，这就为社工再造社区公共空间，推动公共参与和社区自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争取政府的购买服务为社工介入社区边缘弱势人群的生计、公共参与、文化传承、社会融入、环境保护等议题创造了可能性。目前广州市财政支付社工购买服务的支出每年200万元。

2013年中央财政支持的“三区”社会工作，也是以关注边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老百姓贫困与民生问题的社会系统工程，这对承办“三区”社会工作的社工机构来说，有可能以生计、社区自治、信仰、族群文化认同等为突破口，推动社区再造。

如果说社会治理是社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会事务，共同推动社会善治与可持续发展，那么，社工主导下的“五位一体”社区再造试验，就是通过创造社区可持续生活，推动公平正义社会目标的实现。